“激流勇退”
与王伟“逃兵”的自我定义不同，来自大连某高校的杨小鹏使用“激流勇退”来描述自己的中途退出。
杨小鹏本科所学的专业是信息系统，接受地是四川的另一个贫困县J县。他说原本也已经找好了工作，因此不认为当志愿者是缓解就业压力。他认为自己的动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家培养了自己那么多年，应该为国家作点贡献。再者，希望到基层去锻炼一下。
其实，他在当地干得不错，因为表现优秀，被上调J县的西部计划项目办（挂靠在各县的团委）负责该县的志愿者工作。由于志愿工作人手不够，同时为便于管理，目前四川省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抽调工作突出的志愿者在团县委和项目办负责工作。
但是，这位志愿者的高兴劲儿逐渐被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浇灭了。杨小鹏对很多事情看不惯。比如团县委“不把志愿者当回事，本来有下乡补助，却没有发给志愿者”；另外，腐败和贪污问题也让他觉得很难受。他举例说，在接新志愿者的时候，虚列费用开支，最后剩余的钱也落入一些领导的腰包。
他说，2006年四川大旱，本来县疾控中心拨款几千元用于志愿者看病，结果也被挪用。最令他心寒和痛恨的是当地个别领导的卑劣行为，J县一名领导和一名女志愿者发生了暧昧关系，此事传开后，该领导出于自己的声誉着想，给这名女志愿者施加了很大压力，女孩最终不得不离开服务地——这也算是一个中途离开的案例。
杨小鹏说：“很多志愿者活动不注重实效，而是成为当地有关领导摆弄门面的政绩，很多活动变质了。”王伟曾提供一个案例，时下慰问留守儿童是热门活动， L县曾举行了一次类似活动，但是没有下乡，而是选择在县城里的一所学校，他觉得最需要关爱的应该是那些大山里的孩子。
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让杨小鹏变得很灰心。虽然在其他志愿者看来，他是团委、项目办最器重的人，但内心的折磨和不安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在我这经手的，虽然最终流入的不是我的腰包，但是我担心某一天事情暴露之后，我无法向其他志愿者交代。”
如果说王伟是对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期望落空而产生逃离的冲动，那杨小鹏更多的是因为他无法容忍发生在身边很多阴暗的事情，或许只有逃离，才能让自己的理想和良知透口气。
志愿者同时面临就业压力
更有戏剧性的是，杨小鹏的“继任者”——另外一位上调团县委工作的女性志愿者，也在做了几个月同样的工作后选择中途离开。但由于顾虑，她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无独有偶，调研中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位更彻底的女志愿者。她来自四川省一所重点大学，在四川省某县发改委服务，由于实在看不惯当地的腐败现象，而选择向中纪委写了一封检举信。为了表示自己掌握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她选择了实名的方式，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检举信一层层被发回当地。在当地领导找这位志愿者沟通几次后，被检举的当事人受到了警告处分。她事后回忆说：“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不过事后觉得还是有点害怕，担心被报复。”
选择离开的杨小鹏目前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同时与朋友一起做了一些生意，收入不错。最近，他准备出国了。
事实上，一直有人认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对于西部基层贫困地区所起的作用有限。“作为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突然来到最基层，想在一两年内干出些成绩非常困难。”杨小鹏等志愿者的经历，或许可以为这种质疑提供社会层面的另一种解读。
被调到机关工作之后产生不满情绪的，不只杨小鹏几人。根据我们所做的问卷调查，大学生在报名参加时，47.1％选择教育行业；12.7％选择农技行业；选择在机关工作的仅为10.8％ 。但据志愿者实际工作性质问卷调查显示，从事教育行业的志愿者仅为26.7％，而在机关工作的志愿者比例则上升到54.5％。
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除支教外，目前西部志愿者大部分留在县城各机关，到乡镇一级部门工作的人员很少。以四川S县为例，2007年一共有15名新志愿者，到基层（指到乡镇一级部门）的志愿者只有1名。而L县2007年有11名新志愿者，到基层的一个也没有。
志愿者精神所遇到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困境显然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有学者曾指出，“组织机构全而不健，项目运行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项目运行过多的官僚化，缺乏自我调节、自我应变的灵敏性”，是西部计划所面临的主要缺陷。
